我们在此刊登一篇特钦梭（Htet Khine Soe）的访谈。他是一位在政变前活跃于缅甸二十多年的活动家，于2021年底移居泰国湄索。本文由班戈采访并组织成文，她是一位中国安那其主义者，近年来多次往返于湄索，在政变后与缅甸活动家密切合作。

前言

这个二月，缅甸政变进入了第五年。在仰光，生活表面上似乎恢复了日常秩序。许多通过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离开体制的人，在革命被无限延长的无望中，重新回到了轨道上。而在农村和少数民族武装控制的边境区域，“春天革命”逐渐演化成了僵持不前的内战，无人机频繁的空袭不断制造着平民的伤亡。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方启动了这场所谓“迟来的大选”，外界普遍将其称做一场作秀选举（sham election）。在主要反对力量被解散或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由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几乎毫无悬念地将赢得选举。

2021年政变发生不久后，公民不服从运动 (CDM)¹ 和非暴力抗争便遭到军方的血腥镇压。部分抗争者转向武装抵抗：他们进入丛林，接受长期与军方作战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训练，组建“人民防卫军”（PDF）；而另一部分人则踏上流亡之路，分散至世界各地。位于泰缅边境的城市湄索，成为许多缅甸流亡者以及受伤游击队员最初的落脚点。

2023年2月，在政变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认识了缅甸安那其活动家特钦梭（Htet Khine Soe），并决定跟随他到湄索看看。我们从清迈搭乘八小时的大巴，翻过泰西达府连绵的山脉，最终抵达泰缅边境。那一路的旅途中，我向他分享中国安那其的自组织空间和抵抗网络，他讲起了缅甸安那其的快闪抗议、城市游击、暗杀活动，以及逃亡与重建家园。

在政变后的第一年里，特钦梭参与组织了总罢工委员会与快闪抗议，也在局势推动下被卷入了城市游击行动中。在一个紧密工作的同志被捕后，他被列入通缉名单，在电视上滚动播放，迫使他离开仰光。12月，他逃往克伦邦的“解放区”莱凯考（Lay Kay Kaw），那里曾是大量缅甸流亡青年的临时根据地。由于抵抗部队的训练营地就在周围的丛林中，这座小镇也成为武器流通的重要节点，枪支与爆炸物经由这里回流至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落入城市游击队员手中。 也正因如此，莱凯考很快成为军方攻击目标。12月15日，特钦梭抵达仅五天，军方即对这座被称为“和平小镇”的地方发动空袭。他不得不与大批流亡青年一起，越过边境河逃往泰国一侧。 随后，他的妻子素宜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湄索与他团聚。一家人办理了“无国籍卡”，终于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从此，特钦梭和素宜家成为了湄索革命圈的一个小据点和半开放的活动场所。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他们的孩子——读小学高年级的儿子和低年级的女儿——会用稚嫩的声音告诉带着可口可乐来访的客人，“为了巴勒斯坦，不要喝可口可乐。”

去年（2025年），特钦梭和素宜在湄索开了一家文化衫商店，叫“All Colors Are Beautiful”，这是一个安那其世界的文字游戏，暗指口号“All Cops Are Bastards”（ACAB）。店铺楼上则是 他们的丝网印刷工作室，店中销售的大多数T恤都在这里制作。

其中最流行的一款印着“No One Is Illegal”。在这个城镇，超过一半的人口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身份不合法”状态，穿着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显得格外刺眼。前不久，他发给我一张移民局登记卡的照片：照片中，一名站在身高刻度背景前的缅甸被拘留者，身上正穿着这件“No One Is Illegal”的T恤。

在政变五周年之际，我约特钦梭做了一个访谈，请他从左翼/安那其的视角回顾这场革命——他们和昂山素季所代表的力量间有着怎样的分歧；左翼和安那其运动在革命前的脉络；以及在流亡者的位置上，又如何继续组织社会运动。

I. 街头

2021年政变后，缅甸左翼/安那其是如何在反军政府的运动中进行动员的？你们和主流的昂山素季支持者的最主要分歧是什么？

在政变发生前夕，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但当时几乎没人相信政变真的会发生。《2008宪法》² 本来就给予军方极大的权力，他们在议会中自动占据25%的席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军方似乎根本没有发动政变的必要。然而，政变还是在2021年2月1日发生了。

在当天，我和缅甸主要的左翼力量“学联”（全缅学生联合会，All Burma Federation of Student Unions，ABFSU）的人以及我们antifa小组的人商量，准备组织群众上街抗议。但当时尚未被捕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以下简称“民盟”）高层，以及昂山素季的支持者，呼吁民众先不要轻举妄动，等待72小时再行动。他们不断传播一种说法，称国际援助甚至“保护责任”（R2P）³—干预即将到来，以此劝说民众不要上街抗议，而是留在家中等待局势变化。

不过，当天就迎来了断网。这下好了，军方和“民盟”都没法动员民众了。前面三天我所在的网络都在想办法动员民众上街，但是在断网的情况下，交流和组织工作都变得异常艰难。不过，在这三天之内，仰光著名工业区莱达雅（Hlaingthaya）的制衣厂的女工首先开始上街抗议，“学联”也不听“民盟”派指挥，开始了组织工作。普通人则开始每晚自发在阳台上敲锅抗议⁴

2月6日是第一个大日子。莱达雅的制衣厂工人大规模走上街头，军方很快封锁了道路。但也正是在同一天，全国范围内的街头抗议浪潮正式展开。就连一些我认识的、平时对政治极为冷淡的人，也在那一天走上了街头。

那时候，大家都团结在“反对政变、释放昂山素季”的旗帜之下。就连我，也响应“全国民主联盟”的号召，特意去买了红色的衣服，穿着它走上街头。

2月12日，我开始参与组织“总罢工委员会”（General Strike Committee，GSC），这是一个为反对独裁而成立的动员性组织，由包括“学联”（ABFSU）、工会组织以及各政党在内的共25个团体成员组成。“总罢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抗军事独裁，释放昂山素季及所有政治犯，以及彻底废除《2008宪法》。在当时，如果政治诉求中不包括释放昂山素季，就几乎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我们会强调释放所有政治犯。

当时，我们与“民盟”之间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对《2008宪法》的态度。“民盟”以及昂山素季的支持者，仍然希望通过这部宪法来制衡军方，并维护大选结果；而我们则认为，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必须彻底废除《2008宪法》，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彻底地反抗军方在缅甸政治中的位置。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组织游行。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军方独裁的热情极为高涨，不论他们是否完全认同我们的政治主张，只要街头有人聚集，就会不断有人加入队伍。在游行过程中，我们也会安排宣讲和鼓舞士气的环节，向大家解释废除《2008宪法》的必要性。

3月3日，总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一场抗议中，有三百多人被捕。此后，我们开始制作简易爆炸装置，在街头用来驱散军警、进行反击。与此同时，“民盟”及其支持者开始指责我们诉诸暴力。他们声称，一旦抗议出现暴力行为，就会损害革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民盟”的支持者还在社交媒体上指控“总罢工委员会”是共产党、是左派。在长期官方宣传的影响下，缅甸社会对“共产主义”普遍存在恐惧情绪，这样的指控往往足以让许多人对我们产生戒备甚至敌意。

在3月27日军政府对抗议的血腥镇压后，城市里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就难以为继了，很多人跑去了丛林开始武装抵抗。但是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留在了城市里继续抗争，你可以具体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那一天正是缅甸的“建军节”（Tatmadaw Day）。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变示威，我们也参与其中。军队对抗议者进行了武力镇压，造成上百人死亡。

需要知道的是，3月27日过去被称为“反法西斯抵抗日”，直到1955年才被改名为“建军节”。这个日子原本纪念的是如今发动政变的这支军队的诞生——1945年3月27日，昂山将军率领缅甸军队起义，反抗日本法西斯。1948年缅甸独立后，由昂山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成为执政党。

因此，在这个纪念日，民众走上街头反对这支军队发动的政变，在抗争中重新赋予“反法西斯日”新的意义。而当天的血腥镇压也再次证明，那支曾经以“反法西斯”为名的力量，已经成为法西斯本身。镇压发生后，我们重新将这个日子称为“反法西斯日”。

我们努力想要重新夺回的另一个纪念日，7月19日的“烈士节”——也就是昂山将军遇刺的纪念日。但在缅甸官方历史叙述中，只有缅族的牺牲者才被称为烈士，而那些在与主体民族冲突中牺牲的少数族裔将领，从未被纳入这一纪念体系。

3月27日的镇压之后，在城市中组织和平示威变得越来越困难。从那时起，我的许多同志前往丛林，跟随民族武装组织接受军事训练。很多人去了中缅边境的克钦邦和紧邻孟加拉边境的若开邦，跟随克钦独立军（KIA）和阿拉干军队（AA）训练，也有一部分人去了泰缅边境的克伦邦，加入克伦民族解放军（KNLA）。后来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们，民族武装组织迎接他们时，往往会先问一句话作为测试：“你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还是为了释放昂山素季？”

而我选择留在仰光。从那时起，我开始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快闪抗议”（flash mob strike），许多年轻人积极响应。

到了这一阶段，留在仰光继续抵抗和前一个阶段在策略上有什么不同的转向？

“快闪抗议”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在这一阶段，我们的诉求不再局限于“反军政府”和“释放昂山素季”，而是更多地开始传递政治信息，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议题。

比如前面提到的重新诠释“反法西斯日”和“烈士节”，又比如把革命中的性别问题、矿产开采与强制征地问题、族群关系问题带入公众讨论，反思长期存在的缅族沙文主义。在罗兴亚大屠杀的纪念日，我们还曾在穆斯林社区组织行动，将罗兴亚议题与巴勒斯坦团结运动联系起来。

人们举着横幅走上街头，表达作为主体民族成员，对自己在罗兴亚大屠杀中所扮演共谋角色的悔恨。当然，现在回头看，当时那些对罗兴亚人表达愧疚的人中，确实有许多人是真诚地在道歉，但也有不少人只是把这一姿态当作反政变动员的一种策略，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带着大缅族主义的观念。

4月中旬，民族团结政府（NUG）“民族团结政府”（NUG，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成立，一些原本属于草根运动的领袖人物被吸纳进入其中。但他们的行动和组织策略却常常让人难以理解。当年轻人还在用“快闪抗议”的方式不断走上街头时，他们却开始号召大家进行“silent strike”，要求人们待在家中、不出门，以此表达抗议。

与此同时，网络封锁持续发生，信息流通变得极为困难。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在4月启动了 Molotov Newsletter 项目。这是一份由左翼成员组成的编辑团队制作的报纸，我们在仰光印刷并发放纸质版本，但考虑到难以覆盖其他地区，我们同时把报纸的PDF版本上传到网络，供各地的行动者自行下载、复制和传播。

这份报纸每周发行一期，第一期在4月推出后反响非常热烈，我们在仰光印刷并发放了5000份，同时线上下载量达到3万次。当月，官方宣布它为非法出版物，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受欢迎。

一部分去丛林训练的人，在一两个月后就回到了大城市，那时候城市里开始出现武装力量。你可以讲一讲吗？

是的。大概到了五月，那些前往丛林接受武装训练的人陆续返回大城市。他们带着武器回来，开始在城市中展开游击行动。武器也开始在仰光流通。从那时起，许多年轻人白天参与“快闪抗议”，晚上则投身城市游击战。

8月，军方突袭了仰光44街的一处公寓，那是一个活跃的年轻行动者据点。在那次突袭发生前不久，有人把炸弹放在一条反军政府标语下面，当警察前来拆除标语时，爆炸物被引爆。

后来我们才知道，地点之所以暴露，是因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军方抓捕。那位司机长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接送，他本身也在政变后非常活跃地参与到反对军政府的行动中，一直是可靠的同志。在残酷审讯中，他被迫供出了44街的据点。

突袭当天，为了逃避抓捕，有五个人从楼顶跳下，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三人重伤送医。屋内还有三人被捕。幸存者随后都被控非法制造和持有爆炸物，关进监狱，其中两人后来死于狱中。

那次突袭中，只有一个人成功逃脱。他在楼顶的遮蔽物中躲藏了十二个小时，最终侥幸逃离，随后偷渡到了湄索。

2023年冬天，他患上了一场本不致命的疾病，却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份证件，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最终死在湄索。我为他组织了一场葬礼，那场葬礼变成了一次抗议现场。

44街突袭事件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城市游击暗杀行动。这些年轻人把他们的组织称为“44街城市游击队”（44 Str. Urban Guerrilla Group），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复仇。

而我始终对这种行动抱有抗拒。我从来没有真正举枪瞄准过任何人。但因为担心那些同志们——他们大多是Gen Z的年轻人——我总是想办法掩护他们，帮他们盯梢，在行动时为他们开车。就这样，我实际上也一步步卷入了行动之中。对我来说，无论是亲手杀人，还是在眼前看到有人死去，都是难以承受的事情，这始终是我无法跨过去的一道坎。

在一次行动中，我亲眼看到一个为军方干活的女人在我面前中枪倒下。在之后的两年里，我不断梦到她，反复被噩梦惊醒。

2023年的一天，我在脸书上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接起来后，发现是一位被捕入狱的44街同志。他在被押往法院受审时，终于短暂地接触到手机，于是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告诉我，那位被“杀死”的女人正在法庭上指控他。他大概没有想到，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多么得如释重负。

在这一年中，你觉得左翼运动和这场反政变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关系？

政变发生后的第一年，左翼运动的组织程度非常高。革命让我们的网络迅速扩大，那些原本对政治冷感、被去政治化的年轻人开始激进化；而原本就拥有相近价值观的人，也在政变之后重新找到了彼此。 街头与舆论场，都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竞争与争夺领导权的空间。当时，总罢工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口号是：“把法西斯军政府连根拔起”（Uproot Fascist Military），这句话很快被广泛传播、深受欢迎。还有一句口号是：“除了锁链，我们一无所有”（We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Our Chains）。我把它们印到了t-shirts上面，深受大家喜爱。

左翼语言开始进入革命现场。人们在街头越来越多地使用左翼革命话语，使用“反法西斯”的语言。而我们则通过《Molotov Newsletter》来介绍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运动的历史脉络，试图让这些口号不仅停留在情绪层面，也成为政治意识的一部分。 我们的社群还创作了反法西斯的抗议歌曲，提醒大家：历史上，许多自称反法西斯的力量，后来也可能变成新的法西斯，而这并不是我们希望走向的道路。比如，当昂山素季在国际法庭上与军方站在同一阵线的那一刻，在我们看来，她已经成为法西斯的帮凶 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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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左翼运动

在你成长的阶段，人们有什么样的途径接触左翼/安那其的思想资源？

左翼力量在缅甸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记得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能读到的关于当代学生运动的书非常有限。那时关于缅甸独立后的历史书籍少得可怜，大概只有寥寥几本。反倒是关于君主制时期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著作很多。在历史教育中，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视角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关于独立之后各种抵抗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则几乎被有意忽略或消失。许多相关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要把这些书带回国内，往往困难重重，甚至存在风险。

在2007年以前，互联网尚未在缅甸普及，我们想要接触不同于官方宣传的叙事，只能依靠收听BBC或自由亚洲电台（RFA）这样的境外广播。当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还有一些缅甸共产党的宣传资料和文学作品，以及一份名为 革命 (အရေးတော်ပုံ),的刊物，可以通过网络零散地读到。此外，也能找到一些关于全缅学生联合会（ABFSU）的历史资料。但必须强调的是，在那个年代，收听所谓“敌台”，或者阅读被视为禁书的材料，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缅甸最重要的左翼学生网络，大概就是“学联”，也就是全缅学生联合会（ABFSU）。它成立于1936年，当时缅甸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此后，它在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多次反军政府运动中都扮演过关键角色。1962年军方发动政变后，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学联总部被炸毁，但学生抗争并未停止。1974、1975和1976年，学生再次发动大规模运动。到了1988年的“8888民主运动”，学联的旗帜重新出现在街头，成为反军政府抗争的重要象征。此后，军方长期将学联指控为“共产党同路人”或“颠覆势力”。我读大学时，也曾在自己的学校里组建过学联的分支组织。

在缅甸，军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长期全力攻击缅甸共产党，将其塑造成国家动荡和分裂的根源之一。同时，1962年奈温（Ne Win）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方建立的唯一合法政党却自称奉行“社会主义”，即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SPP），并以所谓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名义推行封闭与高度集权的统治。

长期的经济衰败与社会停滞，使许多民众将贫困与专制直接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经验也让“左翼”在公众心中几乎没有正面形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左翼”这些词在社会语境中逐渐被污名化，变成令人警惕甚至恐惧的标签，因此，用左翼思想来动员民众，一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你们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以安那其的方式组织行动的？

大概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我们开始搭建安那其主义的读书小组和行动网络。那是一段政治环境非常特殊的时期——从2012年到2015年，军事独裁刚刚在名义上结束，而昂山素季正式上台执政之前的这几年的过渡时期。军方主导所谓的民主过渡，一部分政治犯被释放，许多原本被禁止的事情逐渐合法化，包括集会和出版活动，各类民间组织开始出现，一切看起来似乎正在走向正常化。

昂山素季当时频繁发表演讲，以“非暴力”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呼吁民众通过选票来改变缅甸的政治环境，但她并不支持民众自发组织街头抗争。而与此同时，我们则开始参与和组织不同的社会抗议，例如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工人争取权益的运动，以及后来反对登盛政府《国家教育法》的学生运动。

2014年，我们成立了“Anonymous Burma”小组，并以这个名字展开行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组织公开的街头抗议仍然非常困难。于是我们戴着面罩，在市中心焚烧议会海报、燃放爆竹，以这种方式吸引公众注意。那时候，有人把我们视为缅甸版的“antifa”，一些政治立场相近的人主动联系，希望加入我们。

缅甸左翼行动圈中的传奇人物Zin Linn也参与了这个小组。他曾是学联（ABFSU）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名音乐人，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包括ABFSU的团结歌。他还为《Bella Ciao》《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国际歌》等歌曲填上缅语歌词，使这些歌曲在缅甸广为传唱。2021年3月镇压发生后，他前往丛林接受武装训练，随后携带武器回到仰光参与城市游击行动，但在同年9月被捕，至今仍在监狱中。你可以看到后来的很多左翼行动者在他们出版的作品或演出现场致敬他。

也是在那个“转型”时期，我们开始与“Food Not Bombs Burma”一起开展活动。缅甸朋克乐队 Rebel Riot 的主唱 Kyaw Kyaw 从2010年代初便开始在仰光组织“Food Not Bombs Burma”的行动，他们的很多政治歌曲我都非常喜欢。从那之后，Food Not Bombs、Anonymous Burma 以及“学联”（ABFSU）经常一起合作，参与各种抗议与社会行动。

2015年是缅甸民主转型期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普通人开始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但是我们的抵抗运动还在进行中。那时候我们发起组织了一场“长征”运动，号召学生从曼德勒游行至仰光，反对政府新推出的《国家教育法》，这个教育法案削弱教育自主、增加军队干预。那场游行队伍在1月从曼德勒出发，途径多个城市，号召学生从不同的城市加入，原计划经400英里抵达仰光，在仰光大串联。但在途中遭遇警方武力清场，在仰光北部的礼勃坦发生激烈冲突，有大概100人左右被捕。

当时大选临近，昂山素季及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者对我们的行动充满敌意，他们认为我们的抗议会影响选举，甚至破坏民主转型的进程。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在“给大选添乱”。

似乎在军政府这个共同敌人面前，缅甸左翼和昂山素季的关系一直是纠缠暧昧的，有时候合作，有时候竞争？左翼会把选票投给“民盟”吗？

我从来没有把选票投给过“民盟”。在2015年，我没有投票，2020年大选，我同样没有投票。当时左翼圈内也发起了不投票的呼吁。事实上，我在缅甸唯一一次参与投票，是在2008年的宪法公投中，而我投的是反对票。

事实上，在昂山素季真正进入执政位置之前，缅甸的左翼力量长期是支持她的。从1990年大选开始，学联（ABFSU）就全力支持全国民主联盟。我在青少年时期，也曾参与过“民盟”组织的要求释放昂山素季的青年运动。

然而，在她被释放之后，我们发现许多政策和议程无法认同。比如，对于《2008宪法》，我们的诉求是彻底废除，而她接受了其框架参加选举。又比如，在她执政期间，大量矿产开发项目继续推进，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莱比塘铜矿项目，我们当时也都参与了抗议。这些项目大多是在军政府时期与中国企业签订，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并伴随着对当地村民的强制征地。昂山素季执政后，并未叫停这些计划，反而对抗议的村民采取强硬措施进行镇压。

类似的还有克钦邦密松大坝项目，这一由中国投资推动的工程同样引发广泛争议，我们的抗议行动也遭到压制。她的政府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为名推动这些项目，但结果却制造了大量因土地被征收而流离失所的民众。

真正让我们彻底失望的，是2017年的罗兴亚大屠杀。当她前往国际法院时，我们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以为她会揭露军方的暴行。然而，她却公开站在军方面前，为军方的行为进行辩护。随后，“民盟”及其支持者在各地张贴海报，海报上是昂山素季与军方将领并肩而立的照片，上面写着：“我们与昂山素季站在一起。”

那一刻，成为缅甸左翼与她彻底决裂的时刻。

III. 革命的退潮

在2023年10月7日，可以看到NUG和缅族代表的主流革命社群明显得表现出亲以色列。而到了2025年底，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事，ABFSU发了声明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在缅甸的舆论场引发巨大争议，大家开始骂ABFSU是共产主义者。在你看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左翼开始失去动员力量了？

在革命的第一年，左翼和安那其主义者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战场。那时候，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把许多左翼议题带入公众视野。到了2022年，很多行动仍在继续，只是逐渐转入地下。然而，随着革命最初的激情慢慢退去，左翼运动本身也开始走向式微。

到了2023年和2024年，整个革命都进入了低潮期。军方不断推进，敌人的力量反而越来越强，而革命阵营内部却愈发混乱。一些革命领袖公开发表恐同言论，一些所谓的“解放区”也爆出系统性的性别暴力丑闻。但在“革命”的大旗下，这些问题往往被刻意掩盖，人们害怕批评会削弱抗争本身。很多我曾经的同志们在今天都被武装了起来，有了枪。已经五年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们了，枪是他们的权力。

那些年轻人之所以投身武装抵抗，是出于对军政府的愤怒与仇恨。然而，随着战争持续，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团结政府（NUG）”自身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许多参与武装抵抗的年轻人逐渐产生幻灭感。他们原本是为了反抗军政府的压迫而加入武装斗争，却发现革命内部同样存在压迫结构，民族团结政府（NUG）的领导层似乎并没有比军方好多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战场。由于证件和身份问题，他们难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最终来到了湄索。

革命初期的那段时间，我们在《Molotov Newsletter》的文章中不断强调：参与武装抵抗的同时，也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否则革命最终可能会沦为各路武装之间的军阀混战。然而现实中可以看到，大多数PDF（People’s Defense Forces）抵抗部队并不关心政治议题，他们唯一的政治立场就是反军政府。同样的，那些民族武装部队，但凡是反军方的，就被视为正义的政治力量，这几乎是唯一判断标准。

但是这些武装力量依然是以族群为唯一基础组织的武装和共同体，最后就只会制造出更多的族群民族主义。如今被许多人视为最进步的武装力量之一的BPLA (Bama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在某种程度上也仍在延续这种民族主义逻辑。不同的是，他们对性别议题以及各种进步话语更加熟悉，并试图用这些价值观约束自身，因此至今仍被看作少数进步的武装部队。

政变五周年，也是军方开始组织新一轮被外界称作虚假表演的大选（sham election）时刻，你怎么理解这个时刻？

许多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CDM）、离开体制的人，后来又不得不回到原有系统中谋生；也有不少人选择前往第三国寻求庇护。2021年开始的那些抵制运动，已经难以继续坚持下去。军方当然清楚这种局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推动了这场所谓的“选举”。一部分原本在革命爆发初期支持“民盟”的外围力量，如今也开始参与这场被广泛视为虚假表演的选举（sham election），比如，由88年代学生领袖组建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与此同时，一些参选政党的候选人开始不断谈论“停火”和“和平”，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言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常常在想，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族团结政府（NUG）对这场革命强行施加了领导权。最初走上街头的是自发行动的年轻一代，尤其是Gen Z的年轻人；随后民族团结政府（NUG）迅速登场，而他们的部长大多来自“1988一代”或“1996一代”⁶。与此同时，一些在年轻人中具有号召力的运动领袖被吸纳进入体制，更多像是被当作吉祥物摆在台面上，以便让这个结构看起来不至于与时代完全脱节。

比如，民族团结政府（NUG）强调所谓的“代表性政治”，例如保证50%的女性比例，或确保不同族群都有代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女性代表就一定反对父权制，也不意味着各族群代表会真正为自身群体的集体权利发声。这种代表性，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展示多元性的姿态。

人们依然憎恨军方，但同时也对“革命”本身感到疲惫。那些曾经投身抗争的人，也逐渐被现实生活拖回日常。就像我自己一样，在政变后的第一年，我可以全身心投入革命之中，而现在，我也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

在我看来，“春天革命”已经失败了。这是一句很难公开说出口的话，在牺牲了这么多之后，人们也很难接受。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继续活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幻觉之中。如果有一天我们想重新赢回来，唯一的道路，可能是重新回到教育与动员年轻人之上，重新争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阵地。

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经历和我对革命的看法，不能代表所有缅甸左翼抗争者。那些去丛林里接受了军事训练，然后到不同的民族武装地区、或是缅甸中部实皆地区继续抵抗的同志们，他们感受到的革命形势应该非常不同。他们是始终和人民在一起的。不久以前（2025年11月），“春天革命联盟”（Spring Revolution Alliance）成立，很多不同的武装团体都加入了这个联盟，脱离了所谓革命政府NUG（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的领导。他们以共同的进步价值为共识进行自我约束。在很多人看来，这仍然是团结的希望。

IV. 流亡

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春天革命”的势能在退潮，但另一方面也在泰国，可以看到缅甸流亡社群中，“革命”似乎逐渐成为了一种由NGO驱动的产业。

事实上，这种趋势并不是从“春天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更早的民主转型时期，它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2015年昂山素季上台之后，缅甸社会确实迎来了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可能性。也正是在那几年，大量西方NGO迅速进入缅甸，资金涌入公民社会领域。许多原本的社会活动家开始成立自己的NGO，进入这一套新的体制之中。议程往往由资助方设定，而活动家则开始为资助方工作。行动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

从2015年到2020年，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公民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项目和活动，其议程往往是“空降”的，与社会真实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些原本充满行动力与理想主义的活动者，如何一步步被NGO体系所同化，甚至腐化。

而到了今天，政变已经过去五年，又出现了大量所谓的NGO活动家。他们利用这场革命和苦难，为自己打造履历，获得西方奖学金，进入国际组织的NGO体系，成为“缅甸民主事业”的代言人。但事实上，他们与真实发生在地面上的革命，距离越来越远。

而我一直坚持的逻辑是：我通过自己的小生意维持生活，以此保证自己在参与社会运动时能够保持独立。无论是在民主转型时期，还是现在，我和我的同志们始终按照安那其主义的原则行动，通过众筹和互助来推动事情，而不是通过写预算、申请资金、提交项目报告来维持行动。

可以讲讲你现在流亡的位置上，是怎样在进行社会活动的吗？

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主要是组织流亡社群。2021年末，我来到湄索。从那时起，我停止了在总罢工委员会中的工作，转而开始在当地做社区组织。

湄索聚集着大量流动人口，其中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逃离的人家庭。他们中不少人曾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离开体制之后被列入军方黑名单，无法合法离开缅甸，只能以临时身份滞留在这座边境城市。这里也聚集着许多PDF战士，有些人仍在丛林中作战，只是偶尔来湄索短暂休整；另一些人则因为受伤或对革命的失望离开了战场，暂时在这里落脚。

这些人当中，或许有一部分未来会流亡到第三国，但我想，更多的人终究还是会回到缅甸。每个人在这里过的都是一种临时生活，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然而，在许多革命者眼中，这些人似乎并不被视为革命的一部分。但我逐渐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的领域——把这些被迫停留在边境的人重新组织起来。

于是，我成立了“湄索之家”，通过它组织一些日常活动，比如足球比赛、观影和读书会，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移民工人、流亡的抵抗者、缅族、克伦族，还有穆斯林社区成员。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讨论反法西斯、讨论性别问题，也讨论族群关系。

同时，我也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Food Not Bombs Mae Sot”。我们为那些流离失所的缅甸难民做饭，但并不是以施舍或救助的姿态，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互助与团结的理念。然而，一些参与武装抵抗的人嘲讽甚至攻击我们，说现在是需要武器的时候，而我们搞“Food Not Bombs”好像是在反战。事实上，我们从2010年代初就已经在仰光开展Food Not Bombs的行动。我们今天之所以武装抵抗军方，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重新过上和平生活，而不是永远生活在武装状态之中。

在“湄索之家”的工作中，足球比赛成为最重要的组织方式之一，这首先是出于安全考虑。许多人在这里没有合法身份，组织公开活动常常处在灰色地带。我们之前尝试举办音乐会，就曾被举报，不得不临时更换场地。但足球比赛却相对容易获得允许，因为普通泰国人也喜欢踢球。更重要的是，足球几乎没有门槛，而在湄索工作的缅甸移工本来也有踢球的传统，很容易就能把年轻流亡者和移工群体聚在一起。

我们也组织女子足球队和青少年比赛，并在比赛过程中讨论反家庭暴力、性别平等以及反法西斯等议题。那些在政变之前就已经来到这里谋生的人，有些原本对革命保持距离，但通过一起踢球，他们逐渐开始理解，也慢慢参与到讨论中来。

另一方面，一些政变后来到这里的大城市年轻人，沉浸在作为“革命流亡者”的身份认同中，反而看不起那些更早来到这里的普通人——通常是移民工人或从事跨境贸易的穆斯林群体，觉得他们“不够进步”。但事实上，这场革命中同样充斥着种族主义和缅族沙文主义。与其不断划分敌我，我更愿意相信，重要的是给人们留下改变的空间。

缅甸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带着民族主义偏见成长的人，而如今，政变、革命与流亡所带来的断裂，也许正是我们重新争取他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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